话语是时代的晴雨表，从倒爷、万元户到煤老板、炒房客，从土豪、大款到富二代、高富帅，这些称谓的诞生与消亡构建出中国富人群体40年来的演化史。
电视剧《奋斗》里有句台词，露露对华子说：“陆涛是金领，向南是白领，华子你是小倒。”这里的小倒指的就是“倒爷”，如果再加上儿化音极重的京腔，更能念出当年的韵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倒爷”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群体，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倒爷和个体户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的堤防，走向了自我致富的道路。
倒爷们最初不过是从乡下收来鸡蛋、大米，小心翼翼搬回城里换粮票（这种被称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在当时尚不被法律认可），后来便是从广州、深圳大包小包搞来服装、电手表、盗版碟到各大市场兜售，最后发展到什么紧俏就倒什么，连钢铁、汽车都不在话下。那个时代，火车硬座、蛇皮袋是倒爷们必备的道具，美特斯·邦威的老总周成建在创业之前，就曾用麻袋装着成捆的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而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可算得上“中国第一大倒”，他的壮举之一是“倒飞机”—1989年，他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小商品换回了前苏联4架图-154飞机。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牟其中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没有航空经营权，却楞是把贸易“空手道”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奇迹，“罐头换飞机”的故事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想像力。
中国的倒爷后来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冯巩主演的电影《狂吻俄罗斯》（根据邓刚小说《远东浪荡》改编）就讲述了一位离异的音乐老师去俄罗斯闯荡的故事，在倒腾各种物资的过程中主人公还收获了异国美人的爱情。后来，随着国家日益向市场经济转轨，1997年3月，我国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倒爷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在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末，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称作“万元户”。报道一出，“万元户”的叫法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80年代的热门词汇。要知道那时候国内米价才0.3元一公斤，肉价2元钱一公斤，工人工资一般是每个月28元左右，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后来曾在一篇报告指出，1981年的1万元其价值大约相当于2007年的255万元，由此可见，“万元户”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完全是百万富翁一般的存在。
在不知道“富豪榜”为何物的日子里，“万元户”的构成主要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村专业户和做小买卖的城市个体工商户，他们通过勤劳和努力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30年后，国家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343元提高到15781元,也就是说，人人都成了“万元户”。富起来的中国人对财富的评价标准自然也水涨船高，“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叫有进步”，而当百万都不足以描述一个人财富的时候，中国富人们又有了新的称谓：大款。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提高煤炭产能，决定放开小煤矿经营权，由此孕育出一个特殊的人群：煤老板。这是中国最能体现暴富奇迹的群体，煤炭大亨们的一举一动让国人充分见识了什么是富人的豪阔。
从2000年初开始的中国煤炭“黄金十年”中，人们形容煤老板是“坐在煤堆上数钱”，关于他们奢华生活和炫富行为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从千万元嫁女的邢利斌到虹桥航展上，一口气要买三、四架飞机的朔州煤老板团，“傻、土、粗、黑”的形象始终伴随着他们。黑了天、污了水、坏了地（山西是全国空气污染重灾区），加上不断地发生的矿难，使这个群体始终饱受诟病，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就在煤老板们尝试洗白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好日子却突然到头了。单一的资源型企业无法可持续发展，不脱胎换骨，就没有未来。2008年，山西省开始了煤炭资源整合，2600多个煤企通过兼并重组缩减为130个，来不及转型的企业一夜之间跌入低谷，如同当初的一夜暴富。2012年5月，在一次座谈会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用一句“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舞台”为这个群体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靠当倒爷、办实业已经积累起巨额财富，但精明强干的温州商人真正被国人所知还是源于横扫全国的“炒房团”。炒房最初是从家门口开始，1998年到2001年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市场，使得市区房价从每平方2000元快速飙升到7000元以上。接着，温州人又转战全国，2001年夏天，第一个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赴上海，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楼市，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随后几年，温州资本又大举进入北京、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总投资合计超过上千亿，所到之处房价一路狂升，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
温州炒房客买楼习惯一次性付款，常常是拎着皮箱甚至麻袋前去扫货，一副“款爷”的作派，其背后却是汹涌的民间借贷潮，房市最好的日子里，不少中小企业也抽出资金投入楼市。2009年上半年，温州银行业激增贷款710亿，中小企业占据了新增贷款的近一半，但同一时期，全市的工业增加值却是负数，人们不难想见这些贷款的去向。
然而，剧情在2011年发生逆转，继前一年两次调控之后，当年1月国务院又出台“新国八条”继续收紧楼市，重重压力下，温州房价拦腰跌去一半，民间借贷危机全面爆发。随着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温州经济遭受重创，资金断链、老板跑路的新闻伴随着魔性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传遍网络。经过长达四年的洗牌，如今楼市暴利不复存在，以投资为目的的炒房客也销声匿迹，将目光转向其他行业。
煤老板和炒房客成就了暴富的神话，却有着财富积累不够正当的嫌疑，人们指责他们破坏环境，哄抬房价，如果说当年的倒爷和万元户尚有勤劳致富的成分，那么因为“钱来得容易也花快”而导致的盲目攀比和炫富，则让这两个群体失去了社会的尊敬。当挟带着互联网技术呼啸而来的网络新贵崛起之后，浙商引以为傲的“温州模式”也褪去了光环。
和倒爷、万元户、煤老板、炒房客这些改革开放之后诞生的新新族群不同，“土豪”古以有之，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词相对应的人群在不断地切换。
据考证，“土豪”一词最早的出处来自《宋书》，原指民间有威望的乡绅，与“暴发户”相对。解放前，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这一群体又等同于“恶霸、劣绅、官僚”一类为富不仁的地主。到了21世纪，社交媒体上一个充满调侃意味的段子让“土豪”一词神奇地获得了新生，在全新语境中：土，意味土气和粗俗；豪，则代表了奢华和霸气。这两个字合起来，形象地勾勒出人们心目中中国富翁的典型特征：富而不贵，是new money。有意思的是，经过概念转换之后的“土豪”站到了本意的对立面，与暴发户划上了等号。
回头看来，土豪最闪亮的日子是2013年，一向高冷的苹果公司顺应潮流推出金色版5S手机，这一新型号立刻被冠以“土豪金”的名头在中国市场遭到消费者们的疯抢，而《牛津英语词典》也表示考虑收入“tuhao”一词，无数以“屌丝”自嘲的普罗大众更在微博上发起“与土豪做朋友”、“为土豪写诗”的活动。活跃在网络生态里的土豪已经彻底摆脱了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意味，成为受众人追捧戏谑的时尚符号。
改革开放即将走过40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也逐渐步入退休年龄，未来5至10年内中国民营企业将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那意味着他们将向子女们移交财富。与白手起家的上一代不同，这些在70后、80后、90后出生的第二代一出生就继承了父辈的名声、财富和资源，他们被统称为“富二代”。
纵观古今，富家子本不是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旧时上海管他们叫“小开”，北京叫“公子哥儿”，中性一点称“少爷”，贬义一点称“纨绔子弟”，最新网络用语叫“国民老公”。但是叠加上独生子女、中国特色之后，这批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受到了社会异乎寻常的关注，以至于每有炫富、飙车之类的事件发生，舆论就习惯性地往上查户口，仿佛这些恶习是“富二代”的专属。
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第一批合法继承巨额财富的人，“富二代”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也承受着人们对社会分配不公将固化的担忧，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未来的贵族终将从他们当中产生，在“富”之后，中国必然迎来“贵”的一代。
倒爷：旧时称“跑单帮”，解放后叫“二道贩子”，后来统统在王朔的笔下被尊称为“爷”。倒爷分门类，在车站、商场、剧院门口倒腾各种票子的是“黄牛党”；在秀水街和各个市场练摊儿的是“小倒”；靠着手中权力走后门、“批条子”的叫“官倒”。进阶版—个体户；国际版—华商。
大哥大：模拟式移动电话。就在电话刚开始普及的时候，这种形似砖头的手提电话也同时进入了国人的视野，最初售价2万元一台，另收入网费6000元，每分钟使用费一元，且由于信号较差，通话时需要拉出天线、大声叫喊。价格高，成了财富的象征；说话响，意味着气势足；可移动，代表着高科技；外形厚重，则提供了足够的份量感，“大哥大”就这样成了中国第一代富豪的标配，然而手拿大哥大的形象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富豪的经典时代代表形象。
下海：抛弃体制内的工作去经商。这里的“海”，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大量官员、文人以身试水，亲自实践“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成为弄潮儿的固然不乏其人，比如冯仑、潘石屹等等，然而大浪淘沙，被呛死的也不在少数。
高富帅和白富美：除了性别不同，两者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也可以简称为“男神”或“女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轻而富有”，在当下的中国，能够两者兼得的人除了文体明星之外，基本就是各种“富N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