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朋克永存(Punk’s Not Dead)”的文字仍以一种蔑视一切的态度出现在皮夹克和破败的墙壁上。朋克迷们曾经对地下文化叛逆的呼唤如今似乎早已逝去，剩下的仅仅是令人怀念的旧日新奇。然而，许多人仍然认为朋克的反叛精神不灭，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朋克所表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
今年是朋克爆炸性地登上音乐舞台的40周年，有人坚持认为朋克仍然十分蓬勃。至少，作为一个音乐门类，它无疑是一段最令人难忘的摇滚分支历史，和说唱朋克、重金属朋克一样意义重大。然而，现代朋克所展现的气势已经远不如40年前那场爆炸性的、反抗权威运动中的那样强大，在那场运动中，不满的、幻灭的那一代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正如任何有机形成的音乐运动一样，几乎没有办法给朋克的诞生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从纽约、伦敦，再到布里斯班，最早的朋克音乐可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响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朋克一定是诞生于战后工业破败的帝国废墟，愈发能够被经济萧条中边缘化的一代所接受。
不管你的立场如何，有一些乐队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使得朋克从默默无闻的小众音乐一飞冲天，成为公众的宠儿。许多乐队被广泛认为是朋克的先锋—雷蒙斯乐队（The Ramones）、纽约娃娃（The New York Dolls）、The Damned、冲撞乐队（The Clash）、The Stranglers、Crass、The Buzzcocks、苏可西与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还有不那么“臭名昭著”的，比如The Dead Kennedys、黑旗（Black Flag）、Bad Brains和Minor Threat等等。当然，在所有朋克乐队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无所不能的性手枪（Sex Pistol）。
不管是伦敦还是纽约，虽然每个地方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都无法阻挡朋克出现的步伐。第一波朋克乐队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原始的、未经雕琢的声音而聚集起来。而外界公众最早认识朋克音乐的，是在1976年6月4日，这一天是性手枪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会堂（Free Trade Hall）举行臭名昭著的演唱会，毫无疑问，性手枪的这场演唱会永久地改变了世界音乐版图，被后人公认为是改写了音乐史的事件。
当时人们的反建制情绪蔓延，朋克在失落的一代中大受欢迎。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不仅是一种音乐类型，还是一种来势猛烈的意识形态，一种前所未有的喧嚣刺耳的生活方式。雄心勃勃的性手枪经理麦肯·麦克劳伦（Malcolm Maclaren）和朋克风设计皇后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是这种音乐DIY美学—别针、皮夹克和捆绑装扮的制作者。他们是朋克乐队建立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推动者。
当时的音乐媒体将这场运动称为“朋克”，随后，朋克迅速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逐渐占领了各大主流电台和流行音乐榜单，还促成了诸多音乐分支，派生出其他音乐类别。毫不夸张地说，朋克运动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不可小觑。
音乐家亚瑟·乌奇拉（Arthur Urquiola）、香港唱片公司Artefracture（现在仍发行朋克风格的摇滚乐）的创始人，说道：“我一直认为朋克摇滚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独立存在于显而易见的事物之外。它是一种听起来与普通音乐不同，音乐背后似乎有某些大型机器合成的东西，很好听。”
“还有建立在‘DIY’理念基础上的文学、音乐现场、电影和整个次文化。今天，你会发现在这些音乐、杂志和网站背后的人们大多都是志同道合的，他们有着相类似的向往，很显著的一点是，其中许多人都努力以不需要大量资源的方式做事。”“因此，这种自给自足的想法也一直吸引着我。对于我而言，是否具有DIY理念，才是界定是否为朋克的主要依据。”
尽管香港离培育朋克的文化熏陶非常遥远，但也受到朋克现象的广泛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早期，第二波朋克乐队在加利福尼亚传奇的朋克孵化器—吉尔曼大街（Gilman Street）924号集结，这一消息随之在香港引起关注。
受到这一代美国乐队—Operation Ivy、绿日乐队（Green Day）和邪教乐队（Bad Religion）的影响，香港乐坛随着Pregnant Men、Star Whores、Tokyo Sex Whale和That Guy’s Belly的出现，也发生了重要改变。虽然当时香港的朋克现象规模较小，远不及美国和英国同行的影响力，但追随者都十分投入。最终，这群朋克催生的不仅仅是香港乐队，还有诸如Defecation和Thrown Overboard等界定了一个群体生活方式的出版物。
That Guy’s Belly的作曲和吉他手布伦达·谢里丹（Brendan Sheridan）也是Defecation背后的一大驱动力。回忆起当年朋克的黄金时期，他说：“这其实是关乎质疑权威，并且坚定忠实于自己的理念。做乐队和杂志很有意思，我们发现，这些至少影响了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虽然可能只有很轻微影响。”
音乐上的坚持暂时不谈，朋克曾是当时整个幻灭的年轻一代对于社会的呐喊和相互助威—可谓是一项足够引起当时建制真正担忧的运动。发展至今，它又变成了一种很不同的东西。今天的朋克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有着不可动摇的印记，和经久不变的外表。
乌奇拉自己也承认这点：“朋克没有死，我甚至不会说它已经长大。但是它不得不与时俱进，重新定义自己。”“与我当初第一次知道朋克相比，现在的世界是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就像在那之前的15至20年一样，一切都完全不同。”
可以理解，对于许多朋克的创立者而言，世界也完全不同了。58岁的史蒂夫·依格诺伦（Steve Ignorant），曾是Crass乐队的主唱，如今是一名救生员。而59岁的泰瑞·查莫斯（Terry Chimes），曾经是冲撞乐队的鼓手，如今成了一名脊椎推拿师。
40年后再回头看，查莫斯说：“挑战和改变既有建制的经历对当时的每个人而言都是件好事。不管之后你做什么，那段经历都会一直跟随着你，你永远也不会丢掉‘事情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的想法。”寻找改变的可能，打破千篇一律的桎梏，是朋克一生也丢不掉的个性标签。“现在我过着另一种生活，但是我仍然站在反对大公司的立场上，反对他们毁坏人们的健康，从中赚取利润，不管是转基因食物，还是含糖量高的垃圾制品，抑或我们本来不需要的药品，都在我的反对之中。”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查莫斯一样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前性手枪乐队成员约翰·莱顿（John Lydon）如今仍在做音乐，曾以“Johnny Rotten”为人所知。他为许多乐队谱曲和演出，包括Minor Threat和The Misfits。类似的，Dead Kennedys的前主唱杰罗·比亚夫拉（Jello Biafra）也和唱片公司Alternative Tentacles保持着大量合作，延续音乐生涯。
随着第一代朋克大多回归到传统的工作岗位，并且已经面临退休。全新一代的朋克应运而生，继续着前辈们的旅程。今天的朋克乐队丝毫没有丢失前辈的激情和热忱，虽然外表和思想观念大都相同，唯一的区别大概在于，两代人面临的外部环境，新一代的朋克，他们中的许多基本上被视为当今主流。
如今，绿日乐队、Blink 182、邪教乐队和Good Charlotte几乎是家喻户晓。而当代技术为乐队提供了更多DIY的渠道，使他们不再需要靠传统途径，便能获得成功。虽然主流的认可或许看起来很讽刺，朋克传达的信息仍然是反建制的。有些硬核爱好者，甚至把这些更广泛的接纳视为等同于出卖自我，整个群体的出卖自我。当然，这不是全部，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时代的标记。
乌奇拉说：“我觉得现在不像过去那么非黑即白。过去，乐队所谓的出卖自我，意味着和音乐产业的巨头公司签约，和坚持DIY、互帮互助的世界背道而驰，虽然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小得多的音乐圈。现在，音乐产业总体规模比以往小了许多，和大型唱片公司签约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获收益。”
“相对而言，即便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机构—不管是小型唱片公司，甚至或是独唱乐队或音乐家，都可以仅凭自己的力量，做到很多事。不管你在哪儿，都有方法获得渠道，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呈现你的音乐。”
“不过，换一种方式来看，事实上是，渠道的便捷性同时也使得任何人想要脱颖而出都变得更加困难。与大公司签约并不会比其他渠道更容易获得成功，只是会有专业人士来监管乐队运营的方方面面。这样看来，即便是在与大公司签约的情况下，不管卖出多少张唱片，都是很值得尊敬的。”
朋克精神一直在传承，即便是在21世纪的香港，也还是有那么一小群专注的朋克乐队，其中最著名的比如Oi! Squad和Defiant Scum，还有?Two Finger Salute和Artefracture这样专门致力于帮助此类乐队找到听众的唱片公司。
如今，当你再次看到顶着绿色的鸡冠头或者穿着鼻钉的年轻人，请别再立刻反感地蔑视：“这些小屁孩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不妨想想：真庆幸，朋克真的未死，而我们的世界或许也因为朋克的持续存在，不甘停滞，成为了更好的地方。
